《反經·卑政》

　　(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于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眾獨行，取異于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于農稼、軍陣，周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圣人之理者，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于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賤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為圣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為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貴于獨能獨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針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于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茍無益于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貴于適時，無貴于遠功，有自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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