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之方中鑒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這篇風詩意在歌功頌德，稱頌的對象則是衛文公。衛國懿公當道時，荒淫腐敗，懿公好鶴，給鶴食俸乘車，民心離散。公元前660年，狄人攻衛，衛人無斗志，懿公死，衛亡。衛遺民不足千人渡過黃河，齊、宋援衛，立戴公，廬居于漕邑（今河南滑縣舊城東）暫棲。不久戴公死，弟文公毀立。齊桓公發兵戍守亡而復存的衛國。漕邑不宜建都，前658年，齊桓公率諸侯助衛遷于楚丘。衛文公受命于危亡之際，兢兢業業勵精圖治，衛國日漸強盛。前642年，邢與狄合兵攻衛，衛文公率兵擊退敵軍，次年又討伐邢國，其國力與懿公時不可同日而語。衛文公不乏文治武功，稱得上是衛國的中興之君，《定之方中》對他進行頌揚可謂相人得宜。

　　全詩三章，章七句。詩當作于衛文公的晚年或死后，是追敘當時情事，具有史詩性質。它與《大雅·公劉》寫周人先祖公劉帶領周民由邰遷豳時相地形、建京邑、治田地等頗相類，可以參讀。

　　首章寫在楚丘營建宮室。古代科學技術還比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歷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黃昏時分出現在正南天空，與北極星相對應，就可準確測定南北方位。至于東西，揆度日影也可確知。又十月后期方屆農閑，嚴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時修宮筑室，自是相當科學。至于栽種樹木，古代在宮殿廟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也有一定規定。楚丘宮廟等處種植了“榛栗”，這兩種樹的果實可供祭祀；種植了“椅桐梓漆”，這四種樹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興土木兼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這對今天也是一種啟發。“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立國之初就考慮到將來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見深謀遠慮與充滿自信，非茍且偷安者比，由此讓人品嘗出詩中隱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寫的是群體勞動，那樣的科學規劃，那樣的緊張有序，那樣的自豪自信，在頗為整飭而略帶進行曲色彩的詩行中，讀者仿佛觸摸到了衛人重建家園時那種明朗而又熱烈的歡快脈搏。可是，人們不可能自發盲目勞作，也不可能群龍無首，這一大規模工程究竟由誰擘畫和領導的，由此造成小小懸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敘緣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勢。

　　二章追敘衛文公卜筑楚丘的全過程。全過程包括二個層次：盡人事，敬天命。前五句為盡人事，先是“望”，后是“觀”。望是登高遠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復，說明端詳得極其細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還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這顯示文公有豐富的堪輿風水知識。“觀”是降觀，下到田地察看蠶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漁。這都是有關國計民生的根本大計，作為賢君自然不會疏忽。這五句從“登”到“降”，從“望”到“觀”，全景掃描，場面宏遠，在廣闊雄偉的背景上刻劃了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的文公形象。最后兩句寫占卜，經“天意”認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讀者認識古代歷史。

　　與二章大刀闊斧手筆迥不相侔，三章卻于細微處見精神。三章寫文公躬勸農桑。“好雨知時節”，有一天夜里春雨綿綿滋潤大地，黎明時分天轉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車夫套車趕往桑田。這幅具體的細節描寫圖，要傳達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視農業生產，親自前往勸耕督種。由小見大，文公平時夙興夜寐勞瘁國事的情景，都不難想見。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結穴，揭出題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實在多么的深遠啊！全詩敘事，都用賦的手法，從賦中讓人品味出贊頌的韻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淵。”二句雖然也是賦，卻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淵”，崇尚實際，不繁文縟節做表面文章，才使衛國由弱變強。一、二、三章的所有敘寫，無不環繞“秉心塞淵”而展開。難怪方玉潤《詩經原始》在此句上有眉評：“是全詩主腦。”

　　詩末句“騋牝三千”，好像與全詩內容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構成一種因果關系。上述卜地、筑宮、興農種種是因，此句是果。兵強馬壯，常體現一國的富強，在文公治理下，衛國確實日臻富強。《左傳·閔公三年》載：“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可見衛文公后期國力已增強了近十倍。《詩經原始》也高度評價文公治衛，稱其“不數年而戎馬寖強，蠶桑尤盛，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適衛猶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