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鑒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
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勛。
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
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后出塞五首》組詩敘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只身脫逃的經歷，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歷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兵農分離，出現了職業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掛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鉤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游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敘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將；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將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著功名萬里雄心的軍士后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將”（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為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勛”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于這類人物的夸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并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為詩中人思想的轉變，而只能理解為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態。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并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勛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羅之戰，云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爭，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農的一種兵制，將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產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戰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將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后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為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為避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凄凄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