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評論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藝，折衷于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于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跡。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兇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紂王的統治已瀕于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贊語，唯《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嘆夾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借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于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回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后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