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鱷魚文評析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qū)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nèi)，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jù)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歸容，以生以食，鱷魚朝發(fā)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丑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鱷魚文》，《韓昌黎文集校注》中原名《鱷魚文》，但在《古文觀止》中，則用此篇名。這是由于不少論者認為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對鱷魚的檄文。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將《鱷魚文》寫成《祭鱷魚文》或《驅(qū)鱷魚文》。（陳新璋《也談韓愈驅(qū)鱷及其“鱷魚文”》）

　　公元819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觸怒了唐憲宗，幾乎被殺，幸虧裴度救援才被貶為潮州刺史。據(jù)《新唐書·韓愈傳》說，韓愈剛到潮州，就聽說境內(nèi)的惡溪中有鱷魚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寫下了這篇《祭鱷魚文》，勸戒鱷魚搬遷。不久，惡溪之水西遷六十里，潮州境內(nèi)永遠消除了鱷魚之患。這一傳說固然不可信，但這篇文章仍不失為佳作，體現(xiàn)了韓愈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雖然短小，卻義正詞嚴，跌宕有力。又，一般祭文的內(nèi)容都是哀悼或禱祝，此文卻實為檄文，如興問罪之師，這也是韓愈為文的大膽之處。正如曾國藩所評：“文氣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但彼以雄深勝，此以矯健勝。”

　　《舊唐書·韓愈傳》載：“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shù)丈，食民畜產(chǎn)將盡，于是民貧。居數(shù)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shù)日，湫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無鱷患。”正是這一百來字的記述，加上韓愈的《鱷魚文》，就在“韓愈驅(qū)鱷”這件事上，千百年來引發(fā)了學人幾無窮期的紛爭，歷來褒貶不一。褒之最高的，當推蘇東坡，貶之最低的，應(yīng)是王安石。

　　許多文人學士對韓愈驅(qū)鱷稱頌備至。蘇東坡在韓碑上贊揚韓愈：“約束鮫鱷如驅(qū)羊”， “能馴鱷魚之暴”。明宜德年間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韓祠之記》中稱頌韓愈“存恤孤煢，逐遠惡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則在《謁韓文公祠》詩中說：“驅(qū)鱷文章非異術(shù)，化民詩禮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眾與學人則更抱贊賞與感激的態(tài)度。因此，驅(qū)鱷行動成為宋代以后潮人尊韓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清乾隆間人李調(diào)元在《題韓祠詩》中寫道：“官吏尚鐫鸚鵡字，兒童能誦鱷魚文。”

　　王安石在《送潮州呂使君》詩中告誡當時的潮州太守呂說：“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后世批判審問者很多，言辭越發(fā)激烈。胡他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鱷魚遠徙六十里的神語，是韓愈自造的。”1979年，吳世昌則在《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試論韓愈其人》中評說《鱷魚文》“真是中國文學史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一篇杰作，這樣的神話實在編得拙劣可笑，無聊之極”。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說韓愈“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宮，竟把一種渾渾噩噩的野生動物，當成談判的對象。要同他們進行‘談判’已經(jīng)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種‘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的勁頭，簡直就是古代中國的‘堂·吉訶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