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旄鑒賞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一詩，古今解其主旨之說甚多，據張樹波《國風集說》所載，有十三種。各家之說，可謂洋洋大觀，但其中影響較大的，也不過《毛詩序》為代表的“美衛文公臣子好善說”、朱熹《詩集傳》為代表的“衛大夫訪賢說”和現代一些學者所持的“男戀女情詩說”三種，恰好代表了古代經學漢學、宋學兩大體系和五四運動興起后新學的觀點。推敲起來，如果從文本本身所含信息出發去理解詩旨，似乎還是“衛大夫訪賢說”比較可取些。按：毛傳解“四之”、“五之”、“六之”為“御四馬也”、“驂馬五轡”、“四馬六轡”，認為“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是說大夫駕車建旌旄而行。對此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服馬四轡皆在手，兩驂馬內轡納于觖，故四馬皆言六轡，經未有言五轡者。”又引孔廣森語曰：“四之、五之、六之，不當以轡為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為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以馬者不必成雙，故或五或六矣。”這兒，他指出了毛詩說的關鍵性破綻。另外，馬瑞辰稽考古文獻，指出：“是古者聘賢招士多以弓旌車乘。此詩干旄、干旟、干旌，皆歷舉召賢者之所建。”（同上）由此又可見，相比較而言，“男戀女情詩說”謂此詩寫一個男性貴族青年乘車趕馬去見他的情人，雖從字面上也解釋得通，但不如“衛大夫訪賢說”那樣證據較充足一些。或許，有人會像清姚際恒那樣，以為“《邶風》‘靜女其姝’、《鄭風》‘彼姝者子’，皆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詩經通論》）。但清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得好：“‘西方美人’，亦稱圣王，則稱賢以姝，亦無所疑。”

　　詩全用賦體，采用重章疊句的結構，但完全重復的句子僅“彼姝者子”一句，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詩中的重要性。持“美好善說”的毛詩說以為“姝者”是衛國好美善的大夫，持“訪賢說”的朱熹則以為“姝者”是衛國的賢人，但他們都認為“之”指代的是衛大夫。毛詩說以“之”為“賢者樂告以善道”（同上）的對象，朱熹以“之”為“答其禮意之勤”（同上）的對象。“之”指代的應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訪賢說”，那“之”必然是指被訪的賢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訪賢大夫心中所想的問題：將贈送他們什么東西以示禮敬？將告訴他們哪些事需要請教？

　　從詩藝上說，“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遠而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嚴謹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問句代陳述句，搖曳生姿，真覺“躊躇有神”（牛運震《詩志》），反映訪賢大夫求賢若渴的心理可謂妙筆生花。

　　清鄧翔《詩經繹參》說此詩是東漢張衡《四愁詩》“所奪胎”，因為張氏詩中有“美人贈我金錯刀（金瑯玕、貂襜褕、錦繡段），何以報之英瓊瑤（雙玉盤、明月珠、青玉案）”之句。鄧氏持“好美善說”，故有此言。不過他所說的此篇詩作對后世的影響，還是很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