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_燕一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評析

查閱典籍：《戰國策》——「戰國策·燕一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原文

　　蘇秦通過列舉尾生、伯夷、曾參的事跡，和一個小故事，駁斥了那些道學家們對他的指責，也說明了自己好心沒有好報的處境。道學家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正象馬基雅維利將政治科學從舊道德中分離出來一樣，蘇秦也指出政治活動不能用普通的仁義道德來評價，如果政治活動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約，那么政治上將一事無成、毫無作為。國家與個人不一樣，國家之間由于無信義可言，就必須講實力、講策略、講變通。國家之間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齒的威逼利誘、暴力欺詐會經常使用，不足為奇。陰謀詭計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梟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況蘇秦等人違背日常道德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實戰國時期之所以繁榮，戰國策士們之所以功勛卓著，在于當時儒家思想還沒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們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儒家強調高行節義，但因此導致道德至上的虛驕之氣充斥官場和社會中，而戰國策士們的務實精神為國家增添了活力。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以辭鋒相爭，以智謀相奪，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衛道士們，標榜高行節義，卻由于囿于教條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處理國際事務，甚至有的虛偽透頂，明里拿道義作攻擊人的幌子，暗里玩弄權術詭計、大行爾虞我詐之本領。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害倒是這類人。

　　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

　　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污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楊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于營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窺于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